一、殖民统治的 “特殊模式”：制度遗留与共生关系的形成

（一）非掠夺性治理：从 “贸易中转站” 到 “法治示范区”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区别于资源掠夺型殖民模式。1841 年开埠后，英国将香港定位为远东自由贸易港，建立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及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

这些制度设计虽服务于殖民统治，却客观上为香港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港英政府早期推行的土地批租制度、契约精神及产权保护，成为香港经济腾飞的制度基石，使部分港人对殖民时期的 “法治传统” 产生路径依赖。

（二）社会分层下的 “有限包容”：华人精英的合作与认同

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吸纳华人买办、富商进入立法局（如 1880 年伍廷芳成为首位华人议员），构建了 “分而治之” 的治理体系。

这种策略促成了一个亲英华人精英阶层的崛起，他们通过与殖民政府合作积累财富与地位，进而影响社会舆论。

同时，港英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推行的本地化政策（如 1911 年成立香港大学），为普通华人提供了向上流动通道，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形成 “殖民秩序下的共生关系”。

二、历史记忆的 “双面镜像”：创伤与怀旧的情感博弈

（一）去政治化的 “殖民符号”：英女王与 BNO 护照的情感联结

英国王室在香港长期扮演 “象征性元首” 角色，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形象通过邮票、硬币、公共建筑等载体渗透社会。

2016 年女王 90 大寿时，香港多家媒体以 “事头婆”（Boss Woman）亲切称呼并大篇幅报道，显示部分港人对英王室的情感认同。

此外，1981 年推出的 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成为 1997 年前港人 “双重身份” 的象征，截至 2023 年仍有 340 万港人持有该护照，其背后隐含的 “英国归属感” 延续了殖民历史的情感纽带。

（二）文化渗透的 “隐性遗产”：语言、教育与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

殖民时期，英语成为香港官方语言，西式教育体系（如英制中学、国际学校）培养了几代港人的跨文化认同。

时至今日，香港街头的英式地名（如铜锣湾 Causeway Bay）、下午茶文化、赛马传统等，已内化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 “去政治化” 的文化符号，使港人对殖民历史的记忆更多停留在生活方式层面，而非政治压迫层面，形成 “怀旧大于仇恨” 的集体心理。

三、现实利益的 “理性选择”：移民潮与中英关系的动态平衡

（一）移民政策的 “双向吸引”：从 BNO 签证到 “脱欧” 后的身份困境

2021 年英国推出的 BNO 签证政策（允许港人以 “5+1” 模式移民英国），引发约 15 万港人申请。

尽管部分移英港人因英国移民政策收紧（如担心 “10+1” 签证门槛）而抱怨，但数据显示，2023 年仍有超 3 万港人抵达英国。

这种 “用脚投票” 的选择，反映了部分港人对英国社会福利、教育资源的向往，以及对香港现状的复杂心态，使 “怨恨” 被现实利益考量所稀释。

（二）经济依存与国际定位：香港的 “超国家” 角色延续

回归后，香港依托 “一国两制” 成为中英经贸桥梁，2024 年中英贸易额达 900 亿英镑，英国在港投资存量超 3000 亿港元。

这种经济依存关系使香港社会对英国的态度更趋务实：既警惕英国对香港事务的政治干预（如 2019 年修例风波中的表态），又重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外部合作价值。

部分商界、专业界人士倾向于维持与英国的制度对接（如法律、会计体系），进一步淡化了历史层面的怨恨。

四、争议与反思：情感认同背后的深层矛盾

（一）代际差异与身份重构：年轻一代的认知分化

调查显示，1997 年后出生的香港青年对英国的情感认同显著下降，他们更关注本土文化（如粤语流行文化、港式饮食）与国家认同的融合。

然而，2019 年 “反修例” 运动中，部分激进青年挥舞英国国旗的行为，暴露出殖民历史遗留的 “身份焦虑”—— 既拒绝完全融入内地，又无法真正被英国接纳，形成 “双向边缘” 的矛盾心理。这种复杂心态并非 “怨恨”，而是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二）历史叙事的 “去殖民化” 挑战

回归 28 年来，香港社会在 “去殖民化” 进程中面临多重阻力：从保留法官假发等英式司法传统，到部分媒体对英国王室的过度关注，反映出殖民文化惯性的持久影响。

2024 年香港修订教材，增加 “国家宪法”“香港国安法” 内容，正是试图重构历史叙事，引导公众客观看待殖民历史。但如何平衡历史记忆与现实认同，仍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结语：超越 “怨恨” 的历史辩证法

香港人对英国的情感，本质上是殖民历史与现实利益交织的产物：既有对制度优势的路径依赖，也有对文化符号的情感惯性；

既有移英群体的现实考量，也有年轻一代的身份重构。这种 “没有怨恨” 的表象下，暗藏着复杂的历史辩证法 —— 殖民统治的客观进步性与主权剥夺的本质性矛盾，始终并存于香港的集体记忆中。

唯有正视这段历史，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完成身份认同的深度整合，才能让香港真正超越殖民遗产，在国家发展大局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