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我国则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其中贵州是集中分布区。我国现在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利于苗族等一些独具文化特色的民族繁衍传承，是一种积极向好的民族政策。但历史上就不一定了，尤其是专制时代的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显示出无比的残暴和狠毒。苗族就曾经遭受过这种灭顶之灾。

清朝雍正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少数民族土司自治政策，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治理民族地方。随着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暴增，尤其是汉族人口剧烈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在马尔萨斯阶段，就意味着有人要挨饿，甚至饿死，所以人口必须向密度低的地方迁徙。“湖广填四川”正是这一规律的集中体现。但是天府之国四川省很快被“填满”，汉族移民又向四川省的周边涌动，而贵州、湘西那些被称为“苗疆”的地域就成为汉族客民的又一个移民战场。这个过程带来的苗汉杂处，造成显著的社会变动，与生产技术传播同时产生的，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化与尖锐化。在当日来看，尤以湘西镇筸道直辖的凤凰、乾州、承绥三厅最为突出。

镇筸三厅是湘西苗族集中聚居的地区，曾经长久地被一道数百里长的边墙隔离。处在封闭之中的苗人社会“有族属，无君长”，进化相当缓慢。汉族客民大量涌入，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也把另一种社会制度输入这一地区，苗民逐渐被编为保甲，汉族苗民被委任为保正、甲长，管理苗民。有些官员和客民中的痞棍还常常借保甲连坐法诛连罗织土著苗民，使苗民枉受冤屈。客民借助官方权力而势张，其结果则是苗汉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

在经济方面，汉族客民还把汉族区域的经营操作方式带到苗疆。有些利用保正、甲长、里头的身份实行“包税制”，由他们给官府交一定数量的税款，他们再自行在苗民那里征收赋税，收点火耗和代办费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有些利用苗民憨厚，不熟悉经济交易的弱点，事前将日用品高价赊买给苗民，用田土抵押，事后苗民无力还债则被依法剥夺土地；有些给苗民放高利贷，结果还是指向占有土地。这些盘剥完全是赤裸裸的。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一部分客民成为苗疆的地主阶级，苗民则沦为佃农，成为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汉族地主剥削苗族佃农比汉族地主剥削汉族佃农也残酷得多。在那个时代，这是具有很大风险的。

改土归流之前，苗族聚居区被视为化外之地，苗民居住在深山穷谷之中，依靠火铳来打猎物、防猛兽，是很正常的。几乎家家都藏有武器。一面是不讲王道只讲霸道的官府，一面是人人习武而不喜口舌争是非的苗民。所以，很快就酿成了武力冲突，于是就有了乾隆六十年湘西镇筸三厅与黔东松桃一厅的苗民暴动，很快烧成燎原之势，苗疆一时风潮涌动，聚集起近十万人。从初起到最终扑灭，前后历时12年。

这段时间，苗族人口锐减。镇筸三厅的苗寨数量从4000减至1200个，人口从近40万降为11.5万，降幅达70%以上。苗族聚居区的范围也从近2万平方公里压缩到4000平方公里左右，减少了80%。满清在胜利之后用赶苗夺地的残酷手段，在湘西苗族聚居的七个厅县安置了十万多户流民，用外来人口的迁入腾出了空间。这可以说是中国苗族历史上最悲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