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多数人的痛苦，往往来自少数人的轻率决策。”

放到许多公共工程上，很精准！

部门越多，越没人协调，伸手的人一堆，真正负责的人一个都没有。

等出了事，你去问谁该管，得到的永远是最统一的答复——“不归我管。”

昨天，刷到这样一则新闻：

两年里被围挡住三次，每次动辄大半年。

房租一年几十万，就这么眼睁睁被围挡吃掉，收入锐减，顾客绕路，店面成废墟背景板。

一条路的命运已经变成一锅粥，在回应中我们看到：

挖路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挖，围挡的人不知道要围多久，管理的人不知道谁在施工。

受影响的商户和居民，只能在钢板、积水、灰尘、噪音之间耗掉生命里实打实的金钱、生活！

而所有环节，神奇地统一口径：不归我管。

如果真只是修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任何城市都要修路，更新、整改、建设，谁不希望住在更干净、更现代的地方呢？

问题在于——怎么修？谁来修？为什么修？修多久？谁为代价负责？一年修几次？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胖胖身边也不是没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有个同学，每年过年回家，他都提到，他们家那条路，一年两次开挖，前脚刚打掉，没多久又重新铺。

每次挖开，还要对整条路上的户主收五千块钱。

按理说，掏一次也就算了，可一年两次，年年如此。

当然，这只是胖胖身边的一件小见闻。

可正因为如此，胖胖才知道新闻里的荒诞绝不是孤例，而是一种常态。

每一条路都可能突然封死，每一个出口都可能被围挡；每一次改变都不需要你知情，更不需要你理解。

你唯一能做的，是接受。

接受它突然发生，也接受它永远说不清。

这些问题，一旦牵涉到部门、流程、单位、承包、协调、审批、施工……

结果往往是：没有答案。

或者答案永远在下一次会议、下一次反馈、下一次沟通里。

现实中的人，却在这一层又一层的等待里，被现实慢慢耗空。

新闻中，商户一年几十万房租，大半年都被围挡挡死，生意断崖式下跌。

但只要事情落到公共工程四个字上，个体就自动被放进这套巨大的缝隙里，这合理吗？

缝隙的形状是灰尘、是噪音、是断流、是围挡、是停工、是返工、是协调缺位。

缝隙的形状也是沉默，那个反复出现的词：“不归我管。”

这四个字很轻，可压过来的现实却很重。

两年修三次，像胖胖上面所述，并不少见。

有些城市一条路修了又挖、挖了又修，电缆刚埋又改道，雨污分离刚做又返工，光纤刚铺又要整体更新。

你会看到一种奇异的循环：

今天的施工是为了纠正昨天的施工，明天的施工是为了替代今天的施工。

而所有施工队都有许可证、都有流程、都有安排、都有理由、都有文件、都有通知。

这看起来都很“对”，这个“对”，是打引号的！

现实是谁造成的？没人回答。

因为，不归我管。

而任何问题，只要推到多部门、多流程、多环节、多职责，就自动失去主体。

主体消失后，责任自然也消失，责任消失后，代价就只能落到老百姓头上。

商户的成本，没人算。居民的出行，不重要。围挡的时长，不透明。工程的问题，不归属。反复施工的逻辑，不解释。甚至围挡本身是否合理，都无从追问。

每一个个体的苦恼、停工期的房租、顾客的流失……

都被归到那句万能的、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八个字里：

“工程需要”“上面安排”。

这几个字比任何钢板都硬，比任何围挡都高。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成本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结构本身就是多头。

谁都能伸进来，但谁也不能拍板。

谁都能推动开工，但没人能保证收尾。

谁都能立项，但没人能解释反复。

谁都在执行，但没人负责协调。

谁都能“安排”，但没人承担后果。

一个公共工程就像被拆成七八块的拼图，被交到七八双不相干的手里。

每只手都在动，却没有一只手需要对最终图案负责。

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坑是一个部门挖的，围挡是另一个部门设的，管线是第三个部门换的，协调是第四个部门“负责”的，现场是第五个部门管理的，但当商户生意被毁、居民怨声四起时，这些部门的口径会极其整齐：

这不归我管。

在这样的逻辑里，公共工程就变成了一种最典型的“无主之地”。

无主之地就是：谁都能来，谁都能走，谁都能插手，谁都能脱身。

而生活在无主之地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你无法决定施工时间、无法决定围挡范围、无法决定封哪一头、无法决定挖到什么时候结束。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它开始、等它停、等它换队伍、等它返工、等它续作业、等它封上、等它再次挖开。

你没有选择权，却要承担全部后果。

这样的轻率，不仅是决策前的仓促，更多是决策后的不负责。

我最能理解的，是那位商户的无力。

房租一年几十万，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这是实打实的压力。

每天开门，看到的不是顾客，而是一片围挡。

顾客要绕路，外卖进不来，车子停不了，灰尘扑面，施工声轰鸣。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别人看到的是围挡，经营者看到的是：每一天都是钱从口袋里往外流。

可这样的苦楚，不会被工程记录。

不会写进施工报告，也不会出现在协调会议纪要里。

它只会默默地压在一个人的肩上。

而当事人好不容易忍不住发声，得到的却是：

“我们也有疑问”“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负责上报”。

这种答复，不是答复，是二次伤害。

它告诉你，你的苦难连被定义的资格都没有。

修路如果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本身不是大事，甚至是好事。

问题在于缺乏整体统筹、缺乏统一协调、缺乏责任归属、缺乏信息透明、缺乏时间管理。

这一缺，加上一缺，就是百姓的麻烦。

可能在许多地方，公共工程并不是由需求推动，而是由流程推动，责任并不是由结果确认，而是由文书决定，协调不是为避免混乱，而是为了完成形式。

如此这般，“乱”成了必然，“反复”成了常态，“推诿”成了逻辑。

最终无非就是人们习惯了路都是这样修的，生活都是这样被拆开的，麻烦都是这样来的。

习惯这种荒诞，比荒诞本身更悲哀。

我写这些，我只是希望能提醒一句某些尸位素餐者：

公共事务不是上面安排四个字，而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生计。

每一条路的围挡背后，都是无数次绕行，是满身灰尘，是商户孤零零等客，是家长推着婴儿车在坑洼间躲闪，是老人小心翼翼地跨过临时桥板，是你我每天在突如其来的封路前的无奈。

如果公共工程能够把协调当成工程的一部分，把透明当成基本义务，把时间管理当成责任，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口号，那么老百姓就会好过一点。

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配合城市建设，这是实话。

但怕就怕，你费了所有代价，却看不见一个个具体的人。

公共工程不是不能出问题，但不能出了问题，却没人在场。

修路不可能不会影响生活，但影响生活，却没有补偿和说明，就很不合理！

围挡不是不能设，但不能设了以后，就连“谁设的”都说不清。

越是简单的事，越不能推脱！

一条路能否修得明白，就是这座城市治理水平的最低线。

治理不是在考验工程本身，是在考验责任是否清晰、协调是否到位、代价是否被看见、百姓生计是否被当成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肉痛、他们的压力、他们的损失、他们的困境，不能永远被四个字挡回去：

“不归我管。”

这四个字，每说一次，都在把一个人的信任掏空一点。

修路可以返工，地面可以铺平，围挡可以拆除。

但一个人被忽视的声息、被耗掉的耐心、被拖垮的生计，不是靠一层新沥青就能重新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