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直到1969年才知道，宋庆龄为了筹这五万美元，抵押了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老宅。

那一年，毛写了一封求助信；宋没有回绝，两人各自守住一句承诺，真相被掩埋三十多年。

借款背景与请求

1936年秋，红军刚刚完成长征，抵达陕北延安，物资告急，中央红军所剩资金不足千元，外汇几乎为零。

苏区的地道粮食，已无法支撑四万余人的日常口粮，更别提补给和战备。

根据《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文件选编》，财政局曾报告“延安中央机关数次断炊，靠打土豪暂时周转。”

锅里揭不开，枪膛里没子弹，没棉衣，没纸张，没药品，许多战士穿着长征途中打补丁的旧军装，晚上露宿黄土地窑洞，脚上只绑草鞋，冬天用羊皮裹腿御寒。

共产国际的援助早在1935年就已断线。

那年斯大林将重心转向欧洲，苏联外汇限制加剧，对华援助一度中止，苏区唯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是香港通过秘密线输送零散物资。

毛泽东知道延安不能靠内部熬下去，他需要资金。

他亲自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收件人是宋庆龄。

 

在毛的认知里，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支持左派的声音。

更重要的，他认为宋庆龄仍与宋子文保持兄妹关系，后者正是时任财政部长，能调动海内外大笔资金。

信中语气直接，他坦言苏区资金困难，请求宋庆龄代向其弟宋子文借款五万美元，用于支撑部队和抗战宣传。

这封信是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递交的，由廖梦醒负责转送，送信人回报说，宋庆龄收到信后沉默许久，只回了一句：“我会尽全力。”

毛泽东以为，这句话的背后是宋家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那位掌控国库的弟弟。

他不知道，早在1927年清党之后，宋庆龄就与宋子文决裂。

她公开宣布“不再承认南京政府的任何合法性”宋子文则紧跟蒋介石，视左派为“赤化乱源”，兄妹不通音讯，互不往来。

毛泽东也没有继续追问，宋庆龄既然答应，他相信这笔钱会到。

她的回信没有解释，没有辩解，她知道，毛泽东并不了解她的真实处境，也无从理解她要付出什么代价。

她决定，自己解决。

宋庆龄的筹款行动

宋庆龄手中没有五万美元，这笔钱对1936年的普通中国家庭而言，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数字。

她也不是坐拥资产的大亨，她的收入来源只有两块：广东省政府的“孙中山遗属抚恤金”，以及极少量的稿费和讲演报酬。

第一笔钱，她动用了抚恤金。

每月固定金额，以广东省币结算，她命人一次性提取了五万省币，根据当时法币与省币汇率，大约折合19万元法币，但贬值严重，换不到2万美元。

她联系了银行换汇，四家银行都不愿兑付，一是省币信用差，二是她的身份特殊。

她意识到，仅靠抚恤金无法完成任务。

她打开了保管箱，取出了她与孙中山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生活的产权证书。

那是孙中山晚年亲自选的房子，庭院里种着香樟树和南方桂花，里面还摆着他用过的书桌与沙发。

她去了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抵押贷款，手续不复杂，她身份特殊，银行没有为难，但条件苛刻：一次性付息，不得拖欠，且汇款用途不得登记。

 

她没有犹豫，签完字，银行直接兑给她一张五万美元面额的现汇支票。

为了避免国民党情报部门追踪，她分三批处理这笔钱：

一部分交由朋友周辅成安排汇款；一部分通过香港“国际和平妇女会”的转账渠道汇至陕北；余下则走中共设在上海地下党的隐秘渠道。

整个过程持续近两个月，期间她没有透露一句筹款细节。

她知道自己在被监视，每天清晨，门外巷口都会停着一辆陌生车辆，有人装作卖报，反复在门前出现。

她没有报警，她只是将日常节奏维持得一如既往，上午打字，下午散步，晚间读书。

 

唯一的破例是某个夜晚，她让管家提前熄灯，自己坐在灯下写了一封回信，言语极简：“款项已按原意处理，请勿再提。”

她没有告诉毛泽东这笔钱从哪里来，也没有提她抵押了什么。

她更没有提宋子文一分钱也没出。

五万美元对红军的影响

这笔钱，到了延安，不是一整笔到账。不是汇票，是分批到达。

第一批是粮食。装在几匹驴背篓上的玉米与小米，从西安外围的小商贩手中秘密购入，再由交通员一步步送入陕北。

没有标记，没有字条，中央接到粮时也不知道来源，只知道“上海方向来款”。

 

第二批是棉布与军装。到货时正值冬初，黄河一带已经零下，延安多处前线部队靠烧草堆取暖，战士夜晚值勤脚冻破、手指僵。

中央军需处采购了几百套棉军装，用于留守部队与哨岗岗位分发。

第三批最重要，是药品与印刷材料。

这是战争中最稀缺的资源，抗生素尚未普及，许多伤员感染后无法救治，靠烧酒与草药临时包扎。

而根据中央宣传部记载，当时《新中华报》与《抗战》杂志因缺纸停刊，《毛泽东选集》第一辑手稿一度因油墨不足难以排印。

五万美元所发挥的实际效果远不止数字，它给了延安喘息。

中央根据地的稳定，最终导致“东征”战略得以施行。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发起“山西东征”，进入国民党控制的山西西南部，主要目标是扩大根据地、抢占战略高地、测试国民党军防御能力。

东征成功，是红军战略由防御转进攻的转折，与这笔钱有关的还有另一件事：白求恩的到来。

白求恩1938年来华，但早在1936年，宋庆龄就开始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发出医疗援助请求。

她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发表多篇文章与演讲，称中国“正被日军侵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支援”，并亲自写信邀请多位医生来华支援抗战。

 

她的身份是桥梁。

她既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络，又保有孙中山夫人的合法身份，能自由出入上海公共租界，能与西方通讯，她不隶属于任何政党，但每次都站在抗战前线。

延安记住了这笔钱，红军的很多人没知道是谁给的，但他们记得，“那年冬天，饭管饱了。”

真相揭晓与历史回响

时间快进三十多年，1969年，北京，毛泽东终于知道了当年这笔钱的来历，这不是偶然的揭露。

那一年，何香凝的秘书廖梦醒整理宋庆龄旧信件时，发现了一页手稿，是宋庆龄当年写给自己未寄出的信，信中写道：

“那笔钱，我已将老宅抵押，细节未曾告知对方，不可扰人前线之思绪。”

 

毛泽东收到这封转交信后，没有立刻开口，根据工作人员回忆，他坐着不动，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她拿孙先生的屋子，换了我们的命。”

这句话没有文饰，没有感慨，但分量极重。

毛泽东没想到，她是真的“全力以赴”。

此前，他只知道1954年中共中央曾委托潘汉年向宋庆龄转交等额还款，宋庆龄当时只说：“已清算，毋须多言。”没人知道，她始终没有说清自己付出了什么。

此事后不久，毛泽东指示对宋庆龄“给予高度尊敬”，具体用词未见公开文稿，但据档案口述记录，“不让她受一点闲气”。

 

宋庆龄在接受采访时，亦未提及此事，她始终对这段历史守口如瓶，她不愿被说成“资助红军的人”，她不想让别人以金钱衡量牺牲。

直到1981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获此荣誉的女性。

她没有任何党籍，却在多个历史节点都站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红军长征结束，她送钱；抗战爆发，她组医疗队；建国前后，她为妇女、儿童、教育、医药奔走不息。

她死后，莫利哀路29号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归属“孙中山旧居”，外界很少知道，那栋房子曾在1936年被她抵押，只为凑出那五万美元。

 

这件事始终没有被刻意宣扬，也没有写入教科书，真正知道细节的人，不多。

但这一笔帐，没有被遗忘，毛泽东记住了；延安记住了；历史记住了。